在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，大殓以后，要将灵枢停放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安葬，这一过程被称之为“殡”。“周人殡于西阶之上，则犹宾之也。殡取义于宾，意思是宾客。装载死者的灵枢将离家远行，就犹如宾客。停枢的地点一般在正堂的西阶.设孝堂日夜守灵，在三日内殡葬，有的隔旬安葬。有的则殡于宗庙，后世还常常把待葬的棺枢暂寄在佛教寺院中。
一、出殡前
从殡到葬是有一段时隔的，丧家在此期间准备墓穴、筹备葬礼等。间隔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，贵贱有别。周代规定:天子七月而葬，诸侯五月，大夫三月，士和庶民一月。汉制则不同于周礼，葬期大为缩短，如文帝自死至葬仅七月，武帝十八日，明帝十一日，章帝十二日。民间更是长短不一，没有常例，由丧家酌情自定。后世官宦索富之家为择“风水，，好地，有将灵枢停殡数年的。通常情况下，葬期不宜拖延太久，应使亡故的亲人尽早人土为安。由于战乱、灾荒、死于远方他乡、家境贫寒等特殊原因，数年乃至数十年不葬者也是屡见不鲜。元代姿源一带崇尚厚葬，“丧亲，贫则不举，有停其枢累数世不葬者”在封建社会，久殡不葬历来被视为是非礼之举，为社会舆论所不容，仕宦者要受到弹幼惩处。唐开元年间，朔方令郑延柞母卒，殡僧舍不葬达二十九年，监察御史颜真卿“劫奏之”，使郑氏兄弟“三十年不齿，天下耸动，竹。宋代明文规定:未葬其亲者，婿绅不得为官，士人禁止赴举。许多官僚因拖延父母的葬期被贬职或丢掉了乌纱帽。
将灵枢从殡所运往墓地下葬称为“出殡”，亦称“发引”。在出殡送葬的过程中，历代以来有许多习俗，五花八门。明、清京师旧俗，出殡前，丧家要请阴阳先生将死者的生卒年月日、享年几何、殡葬日期写在一张白纸上，灵枢出城时交关验证，类似于活人使用的通行证.俗称“开殃榜”或“写殃书”。“京师人家有丧，无论男女，必请阴阳先生至，令书殃榜，盖为将来尸枢出城时之证也。”出殡的前，亲友前来祭奠送葬，延僧诵经，与众孝子守坐在枢旁，彻夜陪伴，俗谓之“伴宿”，亦称“坐夜”。第二天早晨，孝子用新帚扫去棺上的浮土，倾倒在炕席的下面，谓之“扫财，’;随后在棺角垫一铜币，谓之“掀棺，’;接着行辞灵丰L"，棺枢出堂，孝子手执纸蟠前行，诸晚辈与众亲友随之，披麻戴孝，齐声味哭。出门后将棺枢放在送葬的灵车上，前置丧盆，焚烧纸钱，上砚扣寸孝子将丧盆摔碎。对丧盆有这样的描述:“形如扁击，底正中有一孔，里砖上，砖糊以纸，作书套形，摔时必使粉碎。”出殡摔盆的习俗时至今日依然流行。
二、出殡途中
出殡途中，送葬者要拉着灵车的绳子(古人称之为“纬”)，使灵车缓缓行进。此俗起于周代，《礼记》中有“助葬必执纬”之语。纬绳的根数和执纬的人数依死者身份而定:天子六纬，执纬者千人;诸侯四纬.执绅者五百人;大夫二纬.执绅者三百人。执纬者还要口唱哀悼死者的挽歌。挽歌相传出现于春秋晚期。据《左传》哀公十一年记载，在齐、吴艾陵之战中，齐国大将公孙夏为鼓舞士气，表誓死一战之决心，“命其徒歌《虞殡)’’。杜预注云:“《虞殡》，送葬歌曲。”后人多从其，认为《虞殡》就是最早的挽歌。可惜这首挽歌的歌词内容已经不得而知。完整保存下来的古代挽歌，以汉乐府中《蓬露歌》和《篙里曲》为最早。据崔豹《古今注》的解释，这两首悼亡之歌出自汉初田横门人。田横为历代忠臣的榜样，为人熟知。其为齐国旧贵族，秦末从兄起兵反秦，重建齐国。楚汉战争中自立为齐王，不久被汉军所破，投奔彭越。刘邦建汉后，因不愿称臣而自杀。田横死后，“门人伤之，为作悲歌。言人命奄忽，如燕上露烯灭也;亦谓人死魂魄归于禽里”。汉武帝时，宫廷乐师李延年为之谱曲，“《蓬露》送王公大人，(蓄里)送士大夫庶人，使挽枢者歌之，亦呼为挽歌”。从此以后，皇帝和贵族官僚出殡多用挽歌。“汉魏故事，大丧(即天子之丧)及大臣之丧，执纬者挽歌。”唐代皇帝和品官出殡，送葬的队伍中还配有专门吟唱挽歌的乐工，谓之“挽郎”，具体人数多寡不等:皇帝二百人，一品至三品三十六人，四品至五品十六人，六品至九品十人。后世悼亡的挽联，可能就是由古代的挽歌演变来的。
古代功臣出殡，还常常使用军队仪仗。汉武帝元狩六年(前117),骡骑将军霍去病莞，朝廷予其丧葬以隆重礼遇，“上悼之，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”。送葬的军队身着恺甲，列成军阵，从首都长安一直排到墓地，绵延百余里，威武浩荡。后世功臣丧葬罕用大军，代之以“鼓吹”，类似于现在的军乐队。明人王琦云:“鼓吹，古之军容。汉、唐之世，非功臣之丧不给，给或不当，史必讥之。”鼓吹特赐功臣，一般人是不得使用的。唐宋以后，鼓吹仪仗普及于民间，平常人家出殡亦可击鼓奏乐，此俗至今犹存。
富贵之家出殡，亲友僚属往往沿途设祭，谓之“道祭”，亦称“路祭”。这种习俗唐代已经很流行。唐人封演云:“玄宗朝海内殷赔，送葬者或当街设祭，张施帷幕，有假花假果粉人面兽之属，然大不过方丈，室高不逾数尺，议者犹或非之。丧乱以来，此风大扇，祭盘帐幕高至八九十尺，用床三四百张，雕镌饰画，穷极技巧，懊具牲牢，复居其外。”清代路祭的形式大致是这样的:死者生前的友朋联合集资购t酒食祭品，在灵枢经过的大街上摆筵设席，推举一名声望较高的长者主祭，灵枢一到，众人皆跪伏迎接，主祭者献祭品于拖前，行一跪三叩之礼，宜读祭文。祭毕，孝子哭谢，灵枢继续前行。“富贵之家，路祭有多至数十起者。”
路祭时还常常表演乐舞百戏，让死者在人土之前尽情地享受人家的欢乐。唐大历年间，太原节度使辛景云出殡，诸道节度使派员祭莫，“刻木为尉迟郑公突厥斗将之戏，机关动作不异于生”，设“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象，良久乃毕。缭经者皆手攀布幕，收哭观戏，’。精妙绝伦的杂耍使人陶醉，就连重丧在身的孝男孝女们也破涕为笑了。清代京师富家送葬，路祭者“张筵待之，优童歌舞于丧者之侧，跳竿走马，陈百戏于道”，热闹非凡。康熙年间，扬州一带的财主为了显示富有，出殡时“巧制福位、轿马、伞扇、仆御、侍从，形状如真，充径塞路;优JL童子，扮演故事。锦绣如云，辉煌映日”。上述奢华之举，使本应悲哀庄重的送葬场面充满了极不和谐的喜庆气氛，有识之士对这种“尤属悖礼”的闹剧唆之以鼻，耻笑不已。然而，中国自古便有了对生死的另一种理解。“庄子妻死，惠子吊之，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。”因为“杂乎芒荀之间，变而有气，气变而有形，形变而有生，今又变而之死，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。人且僵然寝于巨室.而我嗽曦然随而哭之，自以为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”意为夹杂在恍恍傀愧的境域之中，变化而有了元气，元气变化而有了形体，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，如今变化又回到死亡，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。死去的那个人将安安稳稳地寝卧在天地之间，而我却呜呜地围着她啼哭，自认为这是不能通晓于天命，所以也就停止了哭泣，而箕踞鼓盆而歌。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，红白皆为喜事，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，并不需要那么悲伤。
经过种种仪式，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终于将灵枢运到了墓地。众孝子列位嚎自尽哀，与亲人作最后的告别;助葬者将棺撑和各种随葬品放人墓穴，封闭墓门，起土放坟。至此，出殡仪式告一段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