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丧葬史上,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丧葬观,这就是厚葬观和薄葬观。厚葬观在古代中国占有的优势,主导着中国丧葬民俗。
厚葬:古代丧葬民俗的主流
从数千年漫长的中国历史来看,厚葬在中国丧葬民俗中基本上占据着主导的地位,左右着丧葬民俗的导向。厚葬风气的产生与盛行,其渊源有两个方面:一是灵魂不灭观念和祖先崇拜,这种现象和状况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普遍存在过;二是与儒家及封建统治者提倡重伦理的孝道观念有关,这种中国特有的儒家的伦理思想在丧葬习俗上的反映便是厚葬。下面着重就这两个方面作一探索。
一、从灵魂不灭观念说起
（一）原始人的亲族意识和灵魂不灭观
灵魂不灭观念产生于旧石器时化中期以前，其主体是灵魂永存。认为人死灵魂不死,仍能祸福子孙,干预人事。在这种观念指导下,产生了丧葬礼俗。丧葬礼俗的产生反过来又促进了灵魂观念的进一步发展,同时丧葬礼俗的演变也往往受到灵魂不灭观念的制约。
在古代中国,灵魂不灭观念的最早反映是祖灵崇拜。祖灵崇拜是鬼灵信仰和氏族、家族观念结合的产物。它的特点是原始人认为祖灵是庇护自己子孙后代的灵魂,具有祸福本氏族的神秘方量。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,祖灵信仰与汉族的祖先供率并不完全相同,还保持着菜些原始的形态。
（二）敬鬼事神的夏商人
进入夏商时代,原始的灵魂不灭观念仍然盛行不衰。据文献记载,“夏道尊命事鬼敬神”,“有夏服天命”,这说明夏人信鬼。夏人流行占卜,便是人们对上帝鬼神迷信思想的反映。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,如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,曾出土了一些以猪,牛、羊的肩胛骨制成的卜骨，骨上都有灼痕。夏人灵魂不灭观念的存在，其在丧葬上的反映便是厚葬。
（三）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周人尚鬼观
与殷商一样,周人也把鬼神崇拜作为的头等大事,周人这种重民轻天、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,自然在丧葬观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，殉、祭奴隶和随葬青铜器与商代相比,都至减少趋势。但从考古资料来看,周代初期的丧葬礼俗仍未摆脱商人尚鬼的习俗,厚葬风气仍然非常浓厚。直到西周穆王,特别西周中期以后,这种厚葬风气才呈现出减薄的趋势。
（四）秦汉时期灵魂观的大发展
秦汉时期,传统的灵魂不灭观念有牧人的反脱及体现在阴阳五行学、谶纬迷信、神仙方术等的特别盛复仅术义在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形成了道教,这些都成为当时厚葬风气盛行的的土壤和基础。在这一时期,宗教迷信思想渗透到江云的合个方面,封禅、求仙、推灾异、造图谶成为统治阶级的家常便饭。秦始皇以好神仙方术著称,在他倡导之下,“燕、开之士,释助未,争言神仙,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”。汉代历朝统冶看也都倾心于鬼神之事。汉高祖刘邦“甚重祠而敬祭”;汉文帝重用“言乞神事”的赵人新垣平,作渭阳五帝庙,并向贾谊“问鬼神之本”于宣室圆治武帝时,国力鼎盛,鬼神之事尤被敬重。他一生干了许多祭祀鬼神、迷信神仙的蠢事,惹得“海上燕齐之间,莫不搤掷而自言有禁方,能神仙”,“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”武帝之后,宣帝"“修武帝故事”,用刘向言化沙炼丹成帝末年无交,“颇好鬼神”,“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”;哀帝“博征方术士”。到王莽时,又“兴神仙事”,闹得国内一片乌烟瘴气。延至东汉,道术盛行,统治者又酷好道教。帝王如此,民间自然也是巫风盛行。
由于秦汉时期人们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观念的根深蒂固,相信人死以后灵魂不灭.还会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生活，所以厚葬便成为这一时期宓葬习俗中最吊宴的特色。秦始皇陵已是众所周知的典范,据文献记载秦始皇征集了七十多万民工，前后延续了三十余年修建陵墓，仅从现在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坑就可以看出其浩大。
(五)一种新的死后观的传入
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,道教和佛教都大行于世,影响及于社会的各个阶层。灵魂不灭、因果报应、鬼神显验、肉体飞升等宗教迷信,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。宗教迷信的规模。声势和影响大大超过前代,灵魂不灭观念更是深入人心。在当时,虽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,如晋人阮瞻、阮修、宗岱以及刘宋的范丧等人都力持“无鬼论”,南朝萧齐时的陷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还著《神灭论,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,但势单力薄,孤掌难鸣,毕竟无法改变世风。鬼神迷信的内容也愈来愈丰富,为前代所罕见。道教集中国以往迷信之大成,把民间的巫术,神仙说、谁纬说、卜符咒等等一齐抛将出来,将鬼和怪说成是极为晋遍的东西,以致“山无大小,皆有神灵”。佛教传入以后,又向中国人灌输了许多新的迷信观念,诸如佛祖、菩萨、罗汉、天王、诸天、伽蓝神、阎罗王、观世音、恶魔、夜叉、罗刹、饿鬼等等,还有六道轮回、因果报应等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,中国人的来世观念又有了较大的发展,死后世界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,并且日益完善,其标志是大批有关鬼神传说的小说出现和流传。
(六)三教合一的死后观
从宋代到鸦片战争时期: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走向衰亡的时期。在这一时期,统治阶级极力推进儒、佛、道三教的合流,从而促使了封建迷信的泛滥。
二、慎终追远的儒家孝道观
孝道观念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,或者说是特别重视的一种社会现象。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旗中,孝道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一样,居有同等重要的地位。数千年来,中国人无论贤愚贵贱,都在这种被人们称之为“礼教”或“人文教”的熏陶之中,使其蕲向无限的情志得到确实的面慰。厚葬便是中国人恭行孝道的更佳方式。
儒家历来提倡孝道,他们把养生送死等量齐观,甚至重视送死的程度超过了养生。《中庸>说:“事死如生,事亡如存,仁智备矣。”<论语?说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。”《街子·礼论>说:“丧礼者,以生者饰死者也。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。故如死如生,如亡如存,终始一也。"在儒家一贯讲究和信导的“吉、凶、宾、军、嘉”五礼中,凶(丧)礼是儒家最为重视的礼仪,研究和阐述也最为透彻。从<仪礼、《礼记》到历朝所编黎的正史礼志,从宋代的<司马光书仪>、《朱子家礼>到清代徐乾学的<读礼通考》秦惠田的<五礼通考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在这方面的用心何等良苦,何等深厚!
(一）孝道观念的起源与发展
西周以来,随着个体家庭经济的形成和发展,孝的观念也逐浙发达起来。在周代金文、《周书》、《诗经x等著作中，关于孝的记载大量出现。这些文献记载,就孝的对象和内容来看,主要有两种形态。一种是对在世父母的孝;另一种是对去世的父母、先祖的孝,即对“死人”的孝。
(二)好礼的先秦儒家孝道观
孔子十分重视孝在丧葬中的作用。在《论语》中,“孝悌”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孔子说:“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于仁。”在孔子的心目中,孝道同时具有内外两重的意义:对内是借以启发仁心的自觉,对外是借以象征对整个人类社会以及历史文化的关顾。一个理想的人格便是应该朝这内圣外王两面都充分推广的,而其培养训练的始端便是孝道,所以有子才说:“孝弟也者,其为仁之本欤”孔子也说: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梯,谨而信,泛爱众,而亲仁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把孝顺父兄、敬重兄弟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。
孔子强调“孝悌”要建立在“敬心”的基础上。他认为,孝道就是启发自己内在的仁心诚意,如果对父母只有物质奉养而无精神慰藉，则与性畜无异。
(三)趋于政治化的秦汉孝道观
秦汉时期,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趋于政治化,这主要见之于成书于这一时期的《孝经》。
《孝经》一书从汉初就开始流传,它是西汉时期儒家孝道思想的集中反映。在当时,它的地位极高。《白虎通义>把它与<春秋>并列,说孔子既作《春秋>,又作<孝经》。郑玄则说:孔子因为六经各讲了一个方面,怕后人不知根源,所以作<孝经>来总会。又说<孝经》是“三才之经纬,五行之纲纪”。汉人将<孝经>捧得如此之高,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,这就是封建统治者想过“孝”来维系宗法血缘的纽带,从而达到“以孝治天下”的政治目的,为巩固“家天下”的统治服务。汉朝统治者极力提倡重伦理,“以顺天下,民用和睦,上下无怨”。认为“教化已明,习俗已成”,天下便可无争了。
